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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视角下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与货币政策dd-【新闻】

发布时间:2021-04-11 18:14:51 阅读: 来源:PET塑钢打包带厂家

长期视角下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与货币政策

从未来1-2年的角度看,美国经济可能会维持弱增长状态;在更长远的视角下,不排除美国经济在“制造业复兴”的引领下进入又一轮强劲增长周期的可能,但目前只是远方的地平线上露出了“鱼肚白”

一方面,我们认为,美国经济在未来1-2年不会“很热”。

首先,对美国楼市后续的增长动力不宜高估,不排除其阶段性放缓的可能。房地产市场止跌回升是近两年美国经济回暖的主要动力。从2012年二季度开始,美国楼市出现了六个季度“量价齐升”的格局。在此轮楼市回暖中,国际、国内的资产配置需求与投机行为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利率水平被美联储人为地控制在历史罕见的低位,房屋租金回报相对于债市的投资价值达到了历史高位,这促使国际国内投资者大幅增加美国房产的配置。2013年四季度以来,美国楼市由原先的“量价齐升”逐渐转变为“量跌价平”甚至“量价齐跌”。我们认为,美国楼市持续疲弱或大幅度回调的可能性不高,除非利率水平大幅度上升导致楼市相对投资价值丧失。如后文所述,我们认为,美国利率水平中长期向上的逻辑基础,至少目前尚未形成。

其次,相比于楼市,制造业对于美国经济的长期前景更为关键。如果没有制造业持续、显著的好转,仅靠投资性购房需求支撑,美国经济复苏的力度与可持续性将难以达到较佳状态,顶多只能导致房地产泡沫死灰复燃。除非制造业持续兴旺,否则美国的失业率、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都很难稳固地回落到较低水平。从长远角度看,我们模糊地预期——至少是不敢排除——美国“制造业复兴”的可能性,但这方面的实际证据远不充足。

再者,财政困境将继续制约美国经济增长。受益于支出削减和税收增长,近几年美国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赤字率已从2010年的10%左右下降至4%以下,但仍高于3%的警戒线,债务率依然在90%的“高危警戒线”之上继续攀升。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通过主动扩张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潜在空间是很有限的。

另一方面,我们相信,从长期角度看美国经济不会“太冷”。

首先,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金融系统的风险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释放。目前美国上市银行杠杆率的均值为17倍,远远低于2006年的35倍,也显著低于当前西欧的21.5倍。同时,美国家庭利息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目前在10%附近,不仅远低于2008年初15%的峰值,也低于12%的历史平均水平。

其次,尽管美国楼市租金收益率相对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正差近几个季度略有回落,但目前3.3个百分点的正差仍属历史高位,这使得美国房产仍将是国际国内投资者较为青睐的一类资产。同时,美国家庭住房自有率已经由2005年70%左右的峰值回落至65%,自住型需求止跌回升的可能性在增大。

需要强调的是,在3年以上的视角下,美国实现“制造业复兴”的可能性不可忽视。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的施政目标之一就是提升美国能源自给率和促进“制造业复兴”。美国在提高能源自给率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2013年美国石油及石油产品的逆差相比于2011年收窄了近1/3。但“制造业复兴”当前依然是想象多于证据。目前,除了在劳动生产率、企业创新能力等方面具有传统优势之外,美国在能源价格、房地产价格、资金价格等方面已经形成新的优势,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是影响美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唯一“软肋”。然而,在劳动力成本这个问题上,时间站在美国一边。首先,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劳动力成本已进入快速上升过程,这会使得未来中美之间的劳动力成本之差有一定幅度的收窄。其次,在发达国家这个群体中,美国对外来移民较高的吸引力和比较宽松的移民政策,使其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持续地轻于欧洲发达国家和日本。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老年人口比率高位攀升和相关领域的技术不断突破这两大因素的共同驱动下,一场可能深刻改变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机器人革命”呼之欲出,而美国最有可能占据先机并充分受益。这场“东方欲晓”的革命意味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目前所高度依赖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未来将在某种程度上失去意义。

尽管美联储抛出了QE削减计划并且开始把“加息”作为自己的话题,但我们认为,在“制造业复兴”带动政府财政状况根本好转之前,美国的超低利率将不得不延续;同时,相比于超低利率是否会延续,QE是否削减相对次要

不论是伯南克还是耶伦,在阐述美联储货币政策时,都喜欢将其与就业形势牵扯在一起。尽管如此,我们认为,2008年以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实际上并非“改善就业”;降低失业率对于美联储来说,一半是真心所愿,一半是不得不喊的口号。

众所周知,美国的高失业问题是其制造业“虚空化”的必然结果;其制造业之所以“虚空”,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高劳动力成本等因素使得美国企业在过去20年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失去了国际竞争力;二是作为“第一货币”的发行国,美国在次贷危机爆发前,对其制造业虚空所引起的贸易逆差持“不在乎”的态度。因此,美国就业形势根本好转的路径只有一条——振兴制造业。

在经济学原理和历史经验两个层面,制造业形势与货币政策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比较明确的——当制造业形势不佳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抑制制造业持续降温,刺激其阶段性回暖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效果,但制造业形势的根本好转超出了货币政策能量的边界。对于这一点,伯南克在言辞中也有过反复而清晰的表达。

我们认为,美联储作为肩负重要公共职能的机构,必须表现出对“高失业”问题的高度重视,也必须努力为高失业率的回落创造有利的金融环境。但2008年以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先是为金融体系“止血去毒”,后是压低债市收益率以及抵押贷款利率。QE1的主要目的是收购金融体系有毒资产,大幅度减轻金融市场的动荡;QE2和QE3则主要是为了压低国债市场和抵押融资市场的利率水平。这是因为,在2008年和2009年吸纳了金融体系的有毒资产之后,从2010年开始,压低国债市场和抵押融资市场的利率水平,进而阻止美国政府高赤字和高债务演化为一场新的危机,并且促使已经深幅调整的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成为美联储新的首要使命。美联储在履行这两个使命的过程中,自然地给就业市场带来了正能量。但是,在逻辑层面,我们必须看到,QE2以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第一关切”并非就业市场。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尽管美国的就业形势表现出了好转势头,但在美国政府“高赤字”和“高债务”实质性缓解之前,美联储真正改变其超低利率政策的可能性不大。

一个比较简单的原理是:只要财政赤字还存在,债务余额就会继续增加。尽管2013年美国的赤字率已经下降到3.3%,2014年存在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但是,在上文所述的“制造业复兴”到来之前,美国政府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以及盈余的可能性很小,其债务余额还将继续膨胀下去。一是,温和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税收增加不足以支撑财政形势的根本好转;二是,“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高峰势必导致美国政府的社会保障负担加重;再者,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的突然发力,可能使美国在战略上有所转变。美国削减国防支出的计划面临着修正的可能。由于美国政府的财政困境与债务风险将继续绑架美联储货币政策,我们倾向于认为,美国超低利率水平至少在未来1-2年内还会不得不延续。

反过来看,假如美联储过早地进入加息过程,那么,债市收益率上升势必加重政府的再融资成本以及债务膨胀速度;抵押贷款利率的显著上行则会导致美国楼市失去其“相对投资价值”进而重回疲软。在此情形下,失业率也很有可能再度升高。

关于美联储的QE削减计划,我们认为,既然QE2和QE3只是压低利率水平的手段,那么,在美联储觉得通过其他手段可以达到同样效果,或者全球避险性买盘可以“代替”美联储购买美国国债等情况下,美联储削减QE规模是自然的;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QE削减计划就未必能持续实施下去。去年以来,新兴市场风险暴露和日元贬值等因素,进一步增强了美元资产的吸引力,或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对美国“制造业复兴”抱有偏于乐观的预期,美联储才敢于制定QE削减计划,并且把“加息”纳入自己的想象。

中长期角度看,欧元区经济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PIIGS债务风险也并未根本缓解,其中一国或多国再度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欧元区经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持续衰退之后,自2013年二季度起在数据层面出现了改善的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统计学现象”。首先,欧元区在经历了两年多的持续衰退后,“低基数效应”对数据好转的作用明显。其次,欧元区整体数据的好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德国经济的“一枝独秀”,法国以及PIIGS与德国经济的分化较为严重。

在中长期视角下,PIIGS经济形势根本好转的可能性不大。PIIGS之所以会陷入高债务、高失业的困境,最重要的原因,一是社会福利水平过高而且形成了刚性;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其工业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国际竞争力。目前,PIIGS在高端制造业中无法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竞争;在中低端制造业中,又无法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竞争。动态地看,PIIGS要想提升其国际竞争力也非常困难,因为在科技与创新方面,PIIGS无法与美国、德国等比肩;而且,在欧元体制下,PIIGS无法通过自身的货币贬值来提升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在过去的两三年中,PIIGS中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通过削减财政支出降低了财政赤字。我们认为,对于PIIGS中已经削减和尚未削减财政支出的国家来说,通过“减支”降低赤字都走不了多远,因为它必然带来民众福利的降低,也必然遭遇强大的阻力。由于经济仍将低迷下去,PIIGS通过税收增长来减少赤字也很难实现。因此,PIIGS各国的高赤字很可能会延续,债务余额和债务率也会继续上升。

从政府再融资需求角度看,PIIGS也很难降下来,因为实行大规模、长跨度债务展期的难度比较大。据IMF预测,2014年PIIGS政府再融资需求大多超过本国GDP的20%,而且意大利政府的再融资需求还高于2013年。

在上述背景下,PIIGS政府债务循环要想顺利而长久地滚动下去,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中的一个:一是欧洲央行为区内任一成员国政府的债务循环直接提供足够且长久的支持;二是欧洲央行向区内银行体系持续不断地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以支持后者持续不断地购买PIIGS政府新发的债券,而且银行们愿意这么做。在本质上,这两种做法都是欧洲央行以无休止印钞为PIIGS的高福利“埋单”。这既与欧洲央行的法定职能相冲突,也很难得到德国等财政形势相对较好的成员国的长期许可。一旦由于德国反对等原因,PIIGS中一国或多国政府债务不能循环下去,那么,债务危机就会再度爆发。

受日本政府债务困境“绑架”,日本央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必然还会延续;饮鸩止渴式的“日债循环”,其最终格局可能异常奇特

理论上,日本政府债务风险居发达国家之首。根据IMF公布的数据,2013年底,日本政府债务余额与GDP的比例高达243%,扣除金融资产后的净债务余额与GDP的比例也高达134%,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日本政府不仅有着最高的债务率,也有着最大的即期融资需求(当年融资需求等于在该年度政府债务的到期量加上当年的政府财政赤字)。根据IMF公布的数据,日本政府融资需求与GDP的比例在2013-2014年间高达58%,在包括PIIGS在内的全球发达国家中,这一比例最高。

从财政支出结构来看,自1990年以来,日本每年财政支出中用于清偿国债(含本金和利息)的比例占到20%以上;2000年以来,利息支付占比约为10%左右。从国际横向对比来看,日本2011年财政支出对国债发行的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量/财政支出总额)高达47%,高于PIIGS,更高于德国和法国。

为什么日本政府债务风险居发达国家之首,却并没有爆发与PIIGS相似的债务危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以下两点认识:一是,与PIIGS不同,日本政府债务循环得到了来自于本国央行最大限度的支持。二是,日本政府债务大部分由国内投资者所持有,这使得日债相对于欧债和美债而言不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冲击。日债之所以绝大部分为其国内投资者所持有,主要是由于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家庭储蓄率较高。

债务危机典型的表现之一是债务人很难清偿到期债务以至于违约,债权人则不得不减免债权或与债务人就债务重新安排做出妥协。但是,就日本政府债务危机而言,因为有日本央行的“无限量支持”,日本政府没有“违约”的必要;同时,日本政府债务绝大部分为内债,政府对本国国民“赖账”在如今的“民主政治”下,也几乎不可能。所以,日债危机的表现与演化必然会颠覆“传统”。

日本央行持有的政府债务将会越来越多,日本政府永远也不可能还清这些债务——即使“偿还”,也只能依靠向日本央行借新债还旧债。显然,这只是一种表面游戏。终有一天,日本央行可能不得不宣布免除日本政府的大部分乃至全部债务——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债务困局像是“无解”。

许多新兴经济体“光环褪色”,其经济基本面的修复还需较长时日

过去二十年间,新兴经济体是世界经济舞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金砖四国”、“金砖五国”、“灵猫六国”、“新钻十一国”等概念相继诞生。但是,2010年下半年以来,许多新兴经济体头上的光环趋于黯淡,资本市场上甚至产生了“脆弱五国”(巴西、印度、南非、土耳其、印尼)这一警示风险的新概念。

展望未来,我们认为,许多新兴经济体的基本面至少在未来2-3年很难显著好转。

一是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将导致其需求增长乏力和需求结构显著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制成品出口型新兴经济体的产能过剩问题将很难通过增加出口来消化。

二是尽管美国经济在长期角度存在进入又一轮较为强劲增长周期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所依托的将是美国能源自给率大幅度上升以及“制造业复兴”,这对于目前能源出口或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较高的新兴经济体来说,都不是好事。

三是中国经济增速从年均大约10%下降到年均大约7%已是不可扭转的定局,中国政府也正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结构的转型,这些变化对资源出口型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将是长期的。

四是许多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面临着两难困境——如果不维持高利率甚至进一步加息,就很难应对通胀率上升、资本外逃、汇率下跌、外汇储备下降等风险;如果维持高利率甚至进一步加息,经济减速乃至衰退的压力又会增大。

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8%很可能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速的“天花板”,而且7%作为“地板”也未必很牢固

一是,贫富差距已成为中国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提高再分配力度尽管值得期待,但其难度比较大,需要的时间可能也比较长。在可预见的将来,消费需求增速很难有显著的提升。

二是,中国传统产业存在普遍而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使得中国资本支出周期面临着形成下行拐点的压力。国务院近期发布的“十二五”中期评估报告指出,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和船舶等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光伏、风电设备等新兴产业的产能利用率只有30%-60%。在此背景下,大约20%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如果延续下去,产能过剩问题就很有可能变得更加严重。国家正在鼓励发展的新兴产业大多为技术密集型,不需要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因此,在理性的逻辑下,未来两三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内生性增长动力有可能显著下降。

三是,房地产市场可能处于长周期的顶部区域,形成下行拐点的压力越来越大。从租金回报率、空置率、家庭房租收入比、家庭房价收入比等指标看,中国房价存在泡沫是毋庸置疑的。从国际经验来看,房地产市场具有“长周期、大波动”的特征,“只涨不跌”只是泡沫后期普遍流行的非理性预期。

政府与房地产市场的特殊关系,发达城市在教育、医疗、创业和就业等各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全社会房产需求的“补课效应”,家庭部门较高的储蓄率等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因素已经使得过去10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繁荣的强度和持久性超出无数人的预估。但是,只看到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特性,忽视其“长周期、大波动”的共性,显然属于“白马非马”性质的错误思维。

有些人认为“刚性需求”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可靠支撑,个人对此不敢苟同。从中国人口结构看,作为“刚需”基础的适婚年龄女性人口数量从2013年开始已经进入下降过程,未来15年将会减少近5000万人。“刚需”永远都有,但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它是持续递减的。中国楼市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囤积房较多,其总量是一个目前无人知晓的天文数字。截至今年2月份全国商品住宅待售面积已经高达3.4亿平方米,创历史新高。个人预期,一旦房产税预期或其他因素引起囤积房的抛售潮,房地产市场所谓的“供不应求”格局将彻底逆转。

四是,生态环境和劳动力资源不再支持中国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过去30年较粗放的工业化给空气、水源、土壤都造成了严重的污染,生态环境给民众健康带来的损害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正变得越来越显著。在劳动力资源方面,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青壮年劳动力人口(18-50岁)数量从2013年步入下降过程,未来五年每年将减少700万至1000万,累计将减少4000多万。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趋势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最后,中国作为一个资源短缺越来越严重的国家,在经济运行原理上,必须以产成品出口的“超高速”增长换取经济“高速”增长所需的稀缺资源;一旦出口高增长的条件不复存在,潜在经济增长率必然显著回落。

尽管从表层看通胀风险值得担忧,但在未来两三年真正值得担忧的是通缩风险

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到今天,全球主要央行都实行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也不例外。因此,很多人高度担心通胀风险。我认为,至少在未来两三年这种担忧是多余的。

一是中国作为初级产品进口国,其通胀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商品市场整体走势的强弱。由于世界经济整体上很难在未来两三年内进入一个强劲的复苏过程,个人预期能源和基本金属价格持续上行的可能性不大。同时,从全球供求关系看,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也不高。

二是从中国和全球两个角度来看,工业体系过剩产能的淘汰和消化,还需要较长时间。这意味着工业制成品价格“涨难跌易”。

三是大量的“不良债务”在借新还旧的滚动中不断膨胀,对增量乃至存量货币形成“黑洞”般的吞噬效应。在这一问题被消除之前,“钱紧”与“高息”将是常态,实体经济领域所面临的将是“通缩”压力。粗略统计,2009年至2013年,不含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高达123万亿元,到2014年末,该数字可能会变成160万亿元。如此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是在许多行业已经存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持续进行的,所形成的新增产能中“不良产能”的比例自然是不低的。由于借新还旧的滚动掩盖了相关债务的“不良”本质,目前无法知晓“问题债务”究竟有多大规模。如果假设“不良产能”占比为1/4或1/3,那么,到2013年底,“问题债务”的规模可能已经达到30万亿元或40万亿元。由于“不良债务”滚动是一种规模递增的循环,其占用的货币会越来越多;如果货币政策保持“稳健”,那么,实体经济的“缺钱”问题以及有效需求的疲弱就会持续乃至加重。

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应对经济大幅度降温的潜力还比较大,但未来宏观调控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尽快制定并实施“债务毒瘤切除方案”

中长期角度,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有击穿“7%”的压力,但我们预期经济增速持续处于7%以下的可能性不高,因为宏观调控政策还是有较大的逆向应对的潜力。

首先,当前存款准备金率仍然处于20%以上的高位,市场利率水平也比较高。因此,一旦7%被击穿或出现这种可能性,央行可以大幅度地调降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对于央行来说,通过一揽子措施引导利率水平下行也是可以做到的。

其次,虽然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不佳,但中央财政还是比较健康的,财政支出的结构性扩张依然存在不小的空间。中国的土地、矿山和国有资产实际上都归中国政府所有,因此,中国政府是全世界支付能力最强的政府。尽管在产能过剩行业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已经不存在,但在其他领域,比如,进城农民待遇的市民化、医院和养老院的建设、生态环境治理、水利设施的修缮与建设、大江大河治理、沙漠治理、海洋资源开发和国防能力提升等诸多方面,扩大公共支出的空间还比较大。

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是:未来两三年中国宏观调控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是能否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金融体系的“债务毒瘤”问题。

前面已经谈到了 “不良债务的滚雪球效应”,这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严重、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对于中国的金融体系来说,这个不断滚大的“雪球”很像是一个“恶性肿瘤”。

站在央行的角度,如果货币供应量不够大,“钱紧”就成为一种常态,“钱荒”也比较容易爆发,信用违约事件可能会越来越多,甚至可能爆发信用危机;如果进一步提高货币供应增速,又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相抵触——显然,货币政策实际上已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进一步看,债务毒瘤对货币的吞噬效应,从资金供应和资金成本两个角度冲击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加大了经济增速击穿7%的压力与可能性;同时,债务毒瘤所包含的越来越大的信用风险,正给银行、保险机构和广大居民的资产质量带来越来越重的威胁,并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银行体系。

所以,我个人认为,应该尽快着手研究制定“债务毒瘤”的切除方案并及时付诸实施,从而使中国金融体系早日恢复健康。如果等到大面积信用违约爆发再去匆匆制定应对方案,所付出的代价会更高。

关于“债务毒瘤的切除方案”,个人认为,可在央行之下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对整个金融体系中“有毒债权”进行收购和条件重设(包含但并不限于期限拉长和利率降低);这件事情基本完成之后,债务滚动所形成的再融资需求将大幅度减少,“钱紧”以及“钱荒”将不复出现,融资利率将会回落到实体经济所能承受的水平,央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将可以从容地实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因“钱紧”和“高息”而产生的下行压力也将相应降低。

关于上述专门机构收购有毒债权的定价问题,我个人认为,只要是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实行刺激政策直接相关的有毒债权,都可以按账面价格收购,以体现政府对自己以往行为后果的不推脱与担当。

由地方政府设立类似机构做类似的事情,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它必然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急剧上升,可能引发一系列新的担忧。但由央行来做同样的事,人们所有的担忧将一扫而空。

或许有人认为这是用央行印钞的办法来解决债务问题,可能会引起较猛烈的通胀。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中国通胀率的持续上升至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中的一个:一是过剩产能已被消除或消化,二是国际商品市场出现普涨格局,这两个条件是否出现与中国央行收购有毒资产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或许有人担心有毒债务剥离后,可能出现又一轮信用膨胀。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我认为,在中国的国情下,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膨胀以及信用膨胀的根本责任不在央行,而在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理念与思路的调整,以及地方政府与国企行为目标的彻底转型。如果各级政府不再那么关心GDP,国有企业不再把“规模”和“摊子”的扩大放在比“盈利”更重要的位置,固定资产投资和信用膨胀的动力基础将回归理性。

最后,顺便谈谈人民币汇率问题。

2014年1月中旬至4月中旬,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下降了近3%,个人认为,这背后不论是否存在央行干预,都不宜完全从央行主观愿望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国内的楼市泡沫、信用风险与产能过剩,连同2013年5月以来其他新兴经济体货币的普遍贬值,在长线视角下确实给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带来了下行压力。

从东南亚和拉美地区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因系统性风险带来的货币贬值很容易与热钱撤出及资本外逃之间形成恶性循环,从而加剧国内金融市场的波动和实体经济的降温。为此,我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一是,审慎推进资本市场开放,从严控制热钱与资本流出;

二是,对虚构进口规模、抬高进口价格从而向境外转移资金等行为进行严格防范;

三是,在上述两个条件之下,让人民币汇率一次性贬值一定的幅度,比如10%至20%。

个人认为,采取以上“三招”,既可抑制出口下滑和经济降温,又可防止因热钱外撤和资本外流而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

有些人可能觉得人民币贬值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目标的实现。对此,个人的看法是:“一步贬值到位”实际上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人民币的信心,“该贬不贬”反倒会拖累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同时,人民币国际化最理性的途径应当是持续推进中国与各贸易伙伴之间货币互换。如果以中俄两国为核心建立一个“欧亚自由贸易区”,并且在中俄货币之间建立持久的、“海量”的互换机制,那么国际货币体系的多极化进程将会取得巨大突破,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也将大幅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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